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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党史故事】我党历史上第一次“思想革命的动员令”

时间:2023年07月10日


  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,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。早在建党前夕,李大钊、邓中夏等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深入中国社会开展调查研究,毛泽东更是党内最早将调查研究成功运用于实际革命斗争的领导人。调查研究在全党范围内兴起是在延安时期的1941年,成为延安整风运动进行思想革命的“动员令”、向教条主义宣战的“纪念碑”,从此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影响至今,成为理论联系实际、密切联系群众的锐利武器和重要纽带。

资料图:这是战士们在进行整风学习(资料照片)。


194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有着深刻历史背景

    百团大战后,日军在加大对国民党诱降政策的同时,抓紧发动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残酷“扫荡”。国民党却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不仅对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经济封锁,还不断制造反共磨擦,特别是1941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,几乎导致国共关系破裂。敌后抗战到了最艰难的时期,就像毛泽东所说,“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”。而党内正面临着与教条主义的思想斗争。王明机械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,提出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”,给抗战造成消极影响。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“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”,“教条主义必须休息”。王明却坚持过去的错误。1940年3月,他把1931年所写、集中反映其“左”倾错误观点的《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》一书,在延安印了第三版,使许多不了解情况的新党员甚至一些老党员产生了思想迷惑。如何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,更加迫切地摆到了党中央面前。

    在这种情况下,如何引导全党深刻认识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?如何找到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“锁钥”?毛泽东系统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,特别是读到许多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见过的材料,认识到“左”的错误根源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中国现实联系起来。为了清理主观主义、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,深入了解并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,总结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,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。毛泽东从调查研究入手,将1930年至1933年期间的调查文章汇集成《农村调查》一书出版,并在该书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,“印这个材料,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”,“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。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,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,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”。

    两个月后,即1941年5月,毛泽东发表报告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,将“实事求是”提到党性表现和马克思主义作风的高度来认识,强调实事求是的态度,必须对周围环境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;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,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。
调查研究成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,迅速在党内蔚然成风

    为有力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,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从设立机构、确立制度两方面着手。1941年7月7日,党中央发出《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》,8月1日发布《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》和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》,深刻指出,党成立20年来,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给革命带来的损失严重,尚未被全党同志彻底认识,“党内许多同志,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。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,是决定政策的基础”;并提出设置调查研究机关,作为中央和各地“工作的直接助手”。这是党第一次发布有关调查研究的中央文件,随后成立的中央调查研究局,毛泽东任局长兼政治研究室主任,任弼时为副局长,调查研究从此成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,迅速在党内蔚然成风。

    为更好推进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,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做了理论阐释。9月16日,《解放日报》刊登胡乔木的《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》一文,认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,“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动员令,乃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”。艾思奇撰文说,主观主义有两种形态:书本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,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,不仅在实际政治的发展上有重大意义,而且也是在思想方法改造上的一个新的飞跃的起点。1942年1月,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社论《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锁钥》,认为“只有经过调查研究,马列主义所指示的改造世界的任务,才能在中国实现。只有经过调查研究,党中央的每个指示,才能在各个具体工作中实现。只有经过调查研究,才能了解敌友我三方面情况,规定出正确的办法,获得工作中的胜利”。

    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在广泛调研过程中,加深了对中国基本国情的了解,逐渐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现象,真正认识到教条主义、主观主义的危害,为有力推动延安整风运动深入开展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、加速中国革命胜利起到重要作用。
调查研究开始成为党员干部自觉的经常性活动

从1941年起持续开展的调查研究,成为党贯通理论与实际、连结党心与民意的决策方法和工作制度。针对党内对如何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有不同意见,特别是对盐的产运销存在军队组织和自由贸易两种不同观点,毛泽东广泛调研,在1941年8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:“增加盐的运销,以官督民运为主,自由运盐为辅。”基本统一了几个月来的不同认识,有效缓解了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,还给各根据地提供了通过周密调研掌握实际情况、决策实际问题的范例。在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,全党大力推动屯田军垦,开展大生产运动、实行精兵简政,终于在1942年底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。为总结两年来经济工作经验,纠正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,毛泽东再次周密调研、征求意见,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作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》的报告,提出“发展经济,保障供给”,“公私兼顾”和“军民兼顾”,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性文件。

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,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拿起调查研究这个有力武器,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调研成果。林伯渠的《农村十日》,张闻天的《出发归来记》,李卓然的《固林调查》,中央调查局第四分局起草的土地租佃、土地登记等文件,详细记录了广大根据地的各方面情况,为各级部门正确制定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,形成了许多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观点,推动党员干部自觉形成重视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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